中国人的世界杯唯有国足缺席 TVB烧钱超4亿港元

　　“卡塞罗拉”和“犰狳”

　　距世界杯开幕：180天

　　当中国的起重机、挖掘机结束与世界杯的相关工作后，一些更常规的 “中国制造”物件将占据这项大型赛事的各个角落。愈临近世界杯开幕，这些玩偶和吉祥物在巴西街头就愈发常见。有球票的长客公司或三一重工中国员工或许会买一个世界杯最新助威产品“卡塞罗拉”前往球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将有九成机会能买到中国货。跟它们的前辈、即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一样，这种密闭塑料容器内装有颗粒物、从而发出声响的“卡塞罗拉”几乎全都产自中国浙江和广东。

　　此外，全巴西12个世界杯球场中，有9个球场的观众需要把随身物品放进来自中国的安检设备进行检查；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的观众一抬头，就能看到深圳一家企业制造的四块户外全彩LED显示屏。

　　在场馆周围的国际足联特许纪念品商店里，吉祥物、徽章和纪念品将和其他大型赛事一样热销，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产自中国。年初，一些媒体拍下了安徽天长市女工手工缝制吉祥物“犰狳”的场景，照片中，她们几乎淹没在黄蓝两色的玩具堆里。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她们都在跟这些长相奇特、名字难认又拗口的动物玩偶打交道，缝完100万个，她们终于能换个别的活干了。

　　而在距离天长市1500公里以外的广东省东莞市，一些五金类世界杯纪念品仍然在批量生产。在东莞炜光公司的厂房里，几台绿色的机器不停地朝大盆里“吐”出锡合金原料高温铸造后制成的“大力神杯”纪念品。随后，这些滚烫的“奖杯”被装在大盆中，等待冷却、打磨、抛光、上色和包装，远远看去，就像海鲜市场在售卖大小鱼虾。

　　旁边的一些工人在对它们进行初次打磨，看到有记者前来，有的工人会抬起头来好奇张望，仿佛一个小学生班级里来了个陌生人，引发一阵兴奋的骚动。但更多的工人已经逐渐习惯了记者和相机、摄像机。由于炜光公司拿下了2014年世界杯金属、陶瓷、塑胶等五大类纪念品的设计和销售权，最近几天已经来了好几拨记者；而未来一周内，媒体还会陆续来访。记者们捕捉到的是巴西世界杯生产最后的尾巴，过了6月，生产将会全部结束。

　　对于工人们来说，炎夏的到来意味着最难熬的几个月即将开始。除了包装车间比较凉快，出于保护产品的原因，其他车间都不能开空调，两侧的排风扇则完全不能缓解5月底东莞的湿热。

　　正在上色车间认真工作的工人吴超杰戴着一顶蓝色一次性头套，这是为了防止头发在工作时掉下来。头套里的头发已经汗湿，一颗汗珠顺着脖子流进他的工作T恤里。但他依然举起装好绿色颜料的针管，稳稳地推出颜料，填满“大力神杯”的两条边缝。看起来，高温并没有让他心躁。

　　吴超杰来自广东茂名。在整个东莞都陷入巨大的用工缺口后，他成为新近进厂的年轻工人之一。3月份，他在通过了简单的体检(最主要是视力检查和色盲色弱检查)，被经理安排到上色车间。他发现，车间里几条长桌边都坐满了上色工人，桌上整齐地摆着用来填色的针管，和一排排或花花绿绿、或金光灿灿的世界杯徽章，微缩版奖杯，和各种吉祥物造型的钥匙牌。

　　刚好从这个月起，炜光集团进入了“世界杯模式”。他们从去年5月就开始生产一些世界杯纪念品订单，但过完新年，订单量骤然大幅度增加。光是填色这道程序，工厂就要投入20多个工人。

　　吴超杰换好工作服，在工人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成为这条生产线里的一颗小“螺丝钉”。他的主要工作只有一个：给“大力神杯”底部的两条缝填充绿色颜料。做了两三天，他就渐渐对这份工作熟练起来。

　　从那以后，吴超杰的工厂生活已经过去了近100天。所谓100天，意味着他在食堂里吃了近300顿饭，为租来的那个小单间掏出差不多600块租金，以及在车间的长条桌前静静地坐800到1000小时，往针管里灌几千次绿色颜料，仔细画完好几万个“大力神杯”。

　　“坐久了会有点腰疼，”这个18岁的男孩小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嘴角的胡子还没有变硬。

　　他不喜欢足球，平时回家除了上网，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对他来说，给奖杯填色这件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罢了。

　　吴超杰旁边的土家族姑娘邹妮娜也不看足球，但擦拭足球界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是她每天的固定工作。她戴着口罩，用布把食指裹紧，压出一点刺鼻的药水(清洗药水上标着“健康危害”：“长期皮肤接触可致皮肤干燥……小心溅入眼睛、嘴巴”)，东涂涂西抹抹，金色的小奖杯就能霎时间变得闪闪发光。

　　1971年，国际足联对来自7个国家的整整53种方案进行了紧张评议，最后才确定采用意大利人加扎尼亚的设计：两个力士双手高举地球，象征着体育的威力和规模。而在邹妮娜的眼里，奖杯也分为两个部分：上面的“圆球”可以使劲擦一擦，下面弯弯扭扭的凹槽则必须控制好手劲，否则就容易让它过亮，如此而已。厂里的人们甚至戏称那些上色后、整齐地躺在铁架上的金杯，像“一根根金黄色的烤鸡腿”。

　　邹妮娜今年26岁，原本在浙江做缝纫工，后来把2岁的小孩留在湖南老家，跟丈夫来到东莞。

　　“为什么要换行业？”

　　“做太久，腻了。”跟其他工人一样，她总是用羞涩的微笑和很短的词语回答《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并且不能出错，因为每天班长或组长都会检查工作量。邹妮娜每天需要擦120个大号金杯摆件，如果是小号金杯，她一天得擦560个。

　　如果说年轻的吴超杰和邹妮娜是生产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严永泽这样的部门经理就是把他们一一串起来的“螺丝刀”。在整条生产线上，他负责管理给产品抛光的100多个工人。

　　在他眼里，2014年的世界杯纪念品生产跟以往大同小异。但因为炜光今年有了独立的设计权，“款式多，订单也特别多”。最忙的时候，严永泽手下的十五六台抛光机同时打开，参与进来的工人达到40个。

　　“每个大奖杯要抛六七分钟，每个工人一天做100个，”他掏出计算器，认真地按了几下。

　　计算器是他每天都需要使用到的工具之一：根据每天的出货量，他需要事先预估和安排相应的人力、时间和品质检查。时间必须计算清楚，因为纪念品的生产还必须一站站往下走，前后时间必须环环相扣。

　　严永泽1995年6月就进入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一名抛光工，这也是他在东莞的第一份工作。从进厂的第一天起，他就了解到，炜光公司是大型体育比赛纪念品市场上的常客。从1992年成立之后，它就持续不断地从国际足联那里拿到世界杯金属类纪念品的销售权。

　　严永泽最早赶上的是一批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生产铜制徽章的订单。他模糊地知道，这些印着各体育项目的小薄片会卖到国外，成为很多运动员、观众佩戴在身上的东西。

　　2年后，他升职为班长，开始管理工人们制作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纪念品。以这样的方式，他亲身参与了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

　　抛光是一份枯燥单调的工作，闷热、环境吵闹，而严永泽在这个车间里呆了整整19年。“怎么说，有时候生活、工作不会有那么多的色彩吧，”他笑着说。他尽力在其中寻找乐趣，粗糙的东西在自己手里变得很亮，总会有一点“不太多”的成就感。

　　下班后，他有自己的娱乐活动，比如跟朋友在大排档喝喝酒，或者去唱歌、打牌。他不喜欢看足球比赛，但世界杯比赛的举办年份他都牢牢记得，它们成为他分割管理自己经历和回忆的一个方式。

　　在东莞市面上，他很少能看到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会直接出口海外。他偶尔能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这些产品的“下落”，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图案。他从来没想过留一个微缩版“大力神杯”放在家里作纪念，因为已经看了十来年，都麻木了。至于巴西，他形容，“就是不同于中国的一个国家。”而后，他又补充，“足球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