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晚报：苦不苦 想想红军利物浦

　　曹鑫宇

　　来到巴西的第二天，同事洋仔就病倒了。从圣保罗坐大巴一路颠簸到里约的途中，被空调吹了个透心凉，再加上在里约冒雨采访了一下午，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了屋就一头栽倒在床上，鼻子堵塞额头火烫，看着让人心疼。

　　条件太艰苦，我们只好到楼下的同行屋里借了点热水，洋仔吞了一把药片后和衣而眠。两个小时后，他一骨碌爬起身，用浓厚的鼻音说：“好了，开始写稿吧。”

　　这就是我们到达里约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他发着烧，我饿着肚子，两个人强忍困意在屋子里埋头码字，直到天亮。

　　我一直觉得，“工作辛苦”是一个非常矫情的说法。生而为人、人之在世，哪有不辛苦的，不是劳力就是劳心，哪怕那些中东的土财主们，不也是在为怎么花钱而费尽心机？而更让我无奈的，则是身边总会有一些诸如“你们体育记者真好啊，可以到处去旅游！”这样吧啦吧啦的声音在盘旋。我们出差，是工作。你们看到我们出现在各大赛场、奔走在国内境外，却看不到我们在镜头外、纸张背后的努力付出和默默工作。我们真正幸运的是，能把爱好和工作合二为一，哪怕累些，却也心甘情愿、甘之如饴。

　　所以，当我小心翼翼问洋仔：“还能去圣保罗吗？”刚退了烧的他脸上还泛着红，但仍坚定地回答，“去！为什么不去！”

　　整个下午，我们几个中国记者都是在大巴车上的深沉睡眠中度过的，每个人都无心窗外如画般的异国美景，抓紧时间补觉，成为每个人心中最大的梦想。

　　晚上九点多终于住进了圣保罗的酒店，跟南昌的同行说起睡眠不足的问题，他透过圆圆的镜片射来一束深沉的目光：“现在一天要是能睡上6个小时，我都有一种负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