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贤禄因李玮锋李毅闹事远走巴西 被嘲只配乒乓

孙贤禄在巴西世界杯球场

中者为孙贤禄

辽足时代

　　口述 孙贤禄 整理 廖旭钢

　　孙贤禄，第一个在巴西考取执业教练执照的中国人，他的儿子，是第一个在巴西青年联赛正式注册的中国年轻运动员。

　　在圣保罗采访孙贤禄，话题离不开中国足球史，更像是在梳理一本伤痛史，交谈中，无处不存在一种沧桑的感觉。

　　生于足球之城

　　我1964年出生，在辽宁大连，那是中国的足球之都。在我幼年记忆里，大连的民间足球氛围，并不比巴西的大多数城市差多少。

　　大连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足球？我觉得一方面，是当时的生活很乏味，没有电视机，只有个木头箱子的收音机，除了在空旷的大街上踢球，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另一方面，大连，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因为她的殖民历史，让足球文化跟着许多西方人一起进来，大连人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更早体会到足球的魅力。

　　哦对了，那个时候，大连不叫大连，还叫旅大呢。

　　学校只上半天课，下午呢，家住得比较近的孩子，组成学习小组，轮流在各家学习。没老师督着，我们一般看个一个多小时书，就“放羊”了，女生去跳皮筋，男的，就去踢球，去空地、草坪、海边、大街上踢。两块砖头往两边放好，就是个门，几个大孩子带着一帮小孩子，撒丫子玩儿去就是了。

　　大人也不反对孩子踢球，甚至有些鼓励。为什么呢？球踢得好，军区会招，大的国营厂会招，省队市队也会招，是条不错的路子呢。被招走了，就不用“上山下乡”了。

　　那个时候，大连踢球踢出名堂的人，是非常多的，就我们家那片儿，臧蔡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脚）是我家邻居，他外甥女是我同班；徐建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家离我很近。那时，全中国还没兴起热爱足球的热潮，但在大连，他们已经是少年的偶像，是英雄了。

　　进小学之前，要上一年的“抗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上午学着写“毛主席万岁”，下午孩子们聚在一起踢球。而正经小学的体育老师，则会在球场教我们怎么踢，顺带挑一些好苗子，着重培养一下。

　　第一次听说巴西

　　联合路小学的陈峻老师，是我人生的一个老师。他脾气很好，有时候孩子在场上磕到碰到，他会直接抱在怀里，哄着骗着，把孩子哄笑。我们都很喜欢他。这是个让人尊敬的老师，他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能培养出几个国家队队员——后来，我成了他成绩单上的一员。

　　每天凌晨四点，他就让我们起床，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练足球。

　　凌晨四点啊，东北的冬天，黑漆漆一片，路灯也没有几盏，我只穿一条秋裤，抖索索地下楼，老以为身后有什么东西追着我，撒丫子冲刺到公园，直到大家都集中了，才不害怕。好多孩子估计都和我一样，见面时上气不接下气的。

　　晚上回到家，还抱着球踢。我当时用头颠球，可以一口气顶四千个，脚下差一点，颠三千多个，这都是每天晚上，在路灯下面练出来的。我颠球不是最强的，同校有个孩子，跟人打赌，头颠球能不间断地颠一万个。那时的孩子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家玩具贵，谁的家境好，比的是谁的球技更好。

　　在我小学所在的沙河口区，足球最强的学校，其实是临近的东北路小学，但是在我们那几届，联合路小学是唯一可以和他们抗衡的学校，这要得益于陈峻老师那几年的教诲和辛苦。现在，我估计国内是找不出这样的体育老师了，大家都不像过去的人那么“傻”了。

　　陈峻老师告诉我，有一个球星，叫贝利，踢球老厉害了，连脚后跟都能进球，他是个黑人，在一个叫巴西的国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巴西。

　　辽足王朝的骄傲少年

　　我们和东北路小学，是那一片区最强的两支队伍，也是老冤家，老对手，每次比赛，两队即使没有碰面，也憋着劲儿比净胜球。

　　后来，我被选去沙河口体校，然后进了市体校，逐渐走上专业运动员的路子，转头一看，嘿，队友都是老熟人，一半联合路小学的，一半东北路小学的。

　　我的队友，有不少现在还活跃在国内的足球圈子里，有孙伟（前绿城队主教练），有赵发庆（前重庆队主教练）等等。我们的老师是孙孝诚，他的脾气就比较暴了，不像陈老师那么温和，碰上有队员不好好训练，他是真的会动手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家生活条件还比较苦，但为了能踢更多比赛，我们就到近一点的城市和省份，跟同龄人较量了。一般是我们训练有一点补助，再加上家长们掏点钱，凑路费，送我们到烟台、青岛等城市，和那里的学生踢比赛。我们背着铺盖卷，因为是暑期，也不用带太多衣物，晚上就睡对方的教室，把课桌拼起来就成。对方来我们这儿，也一样的。

　　1976年，我们本来打算去天津踢比赛的，后来因为大地震，去不成了，改成了去青岛。

　　1978年，我被选上了辽足少年队，李应发教练开始指导我。这里有个故事——其实，我原先不想去辽足，自己偷偷跑去沈阳军区试训过的，我还是想到军队里去踢球，穿着军装，多威风啊！对方也是想要我的，但是按照先后次序，必须是省队挑完了，不想要的人，才能进军区球队。

　　省队就省队吧，我刚到那儿，辽足就拿到了全国甲级联赛的冠军，当时开大会庆祝，沈阳的球迷都开心坏了，我也觉得没来错。作为小队员，我参加了庆功大会，记得很清楚，当时冠军的奖金，是每人120元人民币。

　　那个时候，辽足的人才非常非常多，像傅博、高惠臣、王洪礼等等，都是我们这一拨的。之后，辽足开始了全国称霸的历程，国家队里的“三王一郭”都是辽足的，我们辽足跟国家队踢球，可以不输给他们，甚至赢上一两个。

　　那段日子真好啊……每一个进辽足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被教育说：你们是最强的，没人比得过你们。我从少年队到二线队，再到一线队，这么多年，踢了这么多场比赛，说实话，输球的还真没几场。在辽宁人看来，赢球不是新闻，输球才是新闻，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只要第一，不要第二！”

　　噢，当时辽宁的足球记者，也当得很容易——比赛还没踢完，他们的稿子就在脑子里写好了，当然是赢，八九不离十。

　　足球进入金钱时代

　　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1993年，我们辽足拿到了足协杯冠军，甲级联赛冠军，亚俱杯冠军，全运会冠军。“十连冠”啊，现在哪个球队，有我们那时候威风？中国第一届甲A联赛，我们辽足第一场球，进的第一个球，就是我踢的，对谁我忘了，我就记得那场球吹哨的是陆俊。后来想想，我好像进的是中国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球。

　　再到后来，辽足就不行了。1994年，我们没拿到冠军，联赛只得了个第四，1995年，辽足降级了。

　　你问我，辽足为什么会败得这么快，我也很难讲出个具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全国的足球热潮都起来了，大家都疯了一样给足球送钱。大连队也开始起来了，你想啊，一个省份，企业就这么多，往足球输送的资金就这么多，大连队的钱多了，辽足的钱肯定就少了么。

　　再有，辽足的那一代人，有老了踢不动的，退役了，也有跑去大连的。1995年，辽足联赛最后一轮踢广东太阳神，我们赢了，但是另外一场八一输给四川，四川保级成功，我们降级了，而我，是全队年龄最大的一个。那一年，我虚岁33岁。

　　许多年以后，我在网上看到，有辽宁的球迷回忆，说我那场比赛之后，是全队哭得最伤心的一个。可能吧，我也忘了当时我哭成啥样儿了。我记得的是，那天晚上，我跟球迷、记者、队友一起去喝酒，喝了十几箱酒，我喝吐了，喝到神志不清，被抬回去的。

　　那些自费掏钱，跟着我们全国各地转的球迷，那些高速公路封道免费，欢迎我们归来的盛景，从那一刻开始，逐渐散去了。

　　在巴西的第一场比赛——0:11

　　1997年，我在辽足兼任队员和助教，联赛踢完，我就正式退役了。

　　全国对足球的热潮已经彻底掀起来了。我刚踢球那会儿，一个月有二十多块钱的补助，后来涨到四十多块，再后来一千多块，等我退役那会儿，我的月工资已经到一万两千块钱了。没过多久，我当起了教练，那时候队员，都按每场拿钱，一场十几万块，拿塑料袋装，一大包，扔过去能把人砸晕那种。

　　1998年，王宝山老师到云南红塔去当家，把我叫去帮忙。有一天他跟我说，俱乐部打算把青年队送到巴西去锻炼，可能要三年时间，想让你带队，你乐意去吗？

　　我当然乐意！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去巴西这个足球国度看一看，多学点东西。

　　同年六月，我带着队员，踏上了去往巴西的飞机。我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队伍带出个样子来。我们队要在圣保罗，和这里的青年队一起生活，训练，就住在圣保罗主体育场的旁边。红塔俱乐部，拿出三千万元人民币，作为我们队三年生活比赛的开销。

　　我和我的小队员们，接触到很多日后世界级的球星，像卡卡、拉伊、德尼尔森、卡福、巴普蒂斯塔……他们当时都在圣保罗俱乐部训练，在一个食堂里吃饭。而且跟我的队员年纪差不多，巴普蒂斯塔那时就已经很受关注了，卡卡很一般，当时还踢不上比赛。

　　中国年轻球员和巴西小球员的第一场比赛，是让我印象最深、也是最惨痛的——我们被打了个0:11，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巴西球员最后都懒得踢了，自己下去休息，让队医上来跟我们玩，结果队医还真的进球了。

　　“中国人，玩‘乒奇乓奇’好了嘛，玩什么足球嘛。”一位坐在场边看球的巴西球迷，小声说的话被我听到了，当时我涨红了脸，真想上去把他揍一顿。

　　我们跟巴西的球队干过架

　　刚到巴西，接触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足球概念——巴西球员可以从后场起球直达前场，前场队员用冲刺的速度胸部停球，然后几下子就把我们的防线甩开，把球踢进门了，那种速度，那种精确，连我在内，都傻掉了。

　　在那之后，我带着队员，在三年时间里，踢了196场比赛，各种比赛都踢，从正规大俱乐部的青年队，到低级别的业余联赛。我们见识了像表演一样的足球，也见到了几乎每脚都会把人踢废的业余球风。我们跟巴西的球队干过架，几乎全队都上去了。后来，圣保罗方面派出的巴西教练，在打架后对小队员说：打架是错的，但既然开打了，就要全员都上，打输了更丢人！那些没打架缩在一边的，是没有团队精神，全队受罚，没动手的加倍！

　　我对巴西人的处理方法表示赞同。

　　在一百多场比赛之后，我们跟圣保罗青年队再次交手，他们就只能赢我们一个两个了，或许还会被我们进上一个。再没有看球的巴西球迷说怪话了，圣保罗这边，对我们取得的进步表示认可。

　　后来，我带着队伍回国，这支班底拿了两届全国俱乐部预备队联赛的冠军，在全运会上拿到第七名，这是云南三十几年里，获得的最好成绩，如果不是对八一的那场比赛，我们没踢进最后的那个点球，名次可能会更好一些的。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三年后回到云南，当时带队的教练是戚务生，那时的联赛，有整整两年没有升降级，我觉得这是对年轻球员极为难得的锻炼机会，向俱乐部提出，多让他们上场踢踢球，但是，没有效果。这帮球员，在冷板凳上坐了两年，差不多都废光了，唉……

　　其中有一个球员，圣保罗俱乐部甚至提出，要花钱买他，但是云南那边不同意，执意要带回去。但是回去了，也没球可踢，那个球员，现在都已经不踢球了吧。

　　我在巴西定居了

　　我拿到巴西绿卡，是很偶然的机会。1999年，我带红塔青年队去圣保罗的第二年，正赶上巴西十年一次的“大赦”，所有境内无身份的人员，都可以递交永久居留证的申请。我为了以后能来巴西更方便些，也为给自己多留条后路，就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下，填写了几张表格，交了上去，第二年，申请就批下来了，再过了几年，绿卡就正式到手了。

　　巴西的生活很舒适，让我最终决定，在巴西定居。这里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物产也极为丰富，早十年前，这里的菜市场到快关门时打折销售，一个十几斤重的大西瓜，1雷亚尔（相当于人民币3元）一个；四指宽、一米长的大带鱼，10雷亚尔二十公斤！一年四季气候恒定，每天都适合踢球。

　　噢，治安问题确实是有，我太太在里约的地铁站，被人抢过一回，脖子上的链子被拽走了；我和朋友有一次开车，碰上红绿灯停下，也被十四五岁的小年轻，拿枪指着要交钱。不过，这里的强盗有一点还是不错的，只求财，不伤命，你把值钱东西给他就行。

　　还是说回足球吧。2005年前后，我在成都五牛，在深圳健力宝队都当过助教。哦，李玮峰、李毅他们闹换帅，坚决要把教头迟尚斌换走那次风波，我就在队里当助教。后来，大家都知道，迟尚斌被排挤走了，我也就走了。

　　我一直很想，有一支真正让我执教的球队，哪怕差一点，二线队，都没有关系。不过，那时候的国内，让年轻教练出头的机会不多，我想了想，还是回巴西吧，继续学习也好，给自己镀金也好，总好过在国内，一直给人打下手。

　　2004年，我和帕尔梅拉斯俱乐部的前总裁儿子，合作在巴西搞了一个针对中国青少年的青训营，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的训练费加生活费，一共办了四年，加起来一百多人参加，后来，青训营关了。

　　这个营，其实我是没赚到什么钱的，一个小年轻在巴西一整年，吃喝拉撒全算上，十万块换成雷亚尔，扣去成本，又能有多少剩下的。但是在国内，能出得起这个钱，让孩子来巴西学球的，又只能是家境比较好的那一批人。

　　我关掉青训营，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实在太难管了。不得不说，我在巴西这么多年，看过这么多业余的、职业的球员，没有一个是抽烟的。巴西球员极其自律，知道吸烟会极大地伤害自己的运动生涯。但是在青训营里，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背着我偷偷抽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动手打了人。

　　真正让我心灰意冷的，是几个孩子偷开了我的车出去鬼混，把车开进沟里，撞在树上。万幸的是，几个孩子都只受了点儿皮外伤。家长也都受了惊吓，把孩子叫回去了。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这帮小祖宗，我真的伺候不起，他们那个样子，也踢不出来。

　　儿子说：爸，我不想踢球了，行不？

　　这些年，我在圣保罗开了家体育文化公司，顺带经营一些足球业务，比如把巴西足球队员介绍给国内俱乐部，或出席各种中国商业活动啥的。规模中等吧，你看这三层小楼，每层有近200平方米。约二十名员工，有巴西本地人，也有中国人。

　　有一件事情，是我到现在还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把自家孩子带到巴西来练球。

　　在我家孩子12岁那年，也就是2004年，我跟他说，愿不愿意去巴西练球，当时他很高兴地同意了。我带他到圣保罗、圣布尔纳多，还有巴拉那的青年队都去试训了，他踢中后卫的，虽然跟巴西的孩子比，技术比较粗糙，但好在他的站位、意识都不错。有巴西的教练跟我说，你家孩子是有希望的，好好练练，踢进中国国家队问题不大——那个时候，离中国队参加2002年韩日世界杯不久。

　　他跟内马尔同场竞技过，人家跟他同岁，那个时候就拿一万雷亚尔的月薪了，全巴西都看好内马尔。也不知是跟太多巴西同龄人比较，受了打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一天，儿子跟我说：爸，我不想踢球了，行不？

　　我愣了很久，叹了口气：行吧，你要是真的不想踢下去了，就去读书吧。

　　其实，我是很想子承父业的。但是，很多事情勉强不来，而且中国国内现在的足球环境也越来越不好，或许……我孩子的选择，是正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