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IFA公布的世界杯小组赛最佳阵容里,阿根廷队的梅西无缘当选,尼日利亚队的恩亚马则当选最佳门将,不过他不以为然地说:“跟梅西比,我就是一坨屎”。据巴西体育咨询机构统计,在本届世界杯球员身价方面,梅西处在榜首,以1.381亿欧元位居首。这个价格相当于半支葡萄牙队(估价2.87亿欧元),四支洪都拉斯队(估价3230万欧元)。
同样是运动员,为什么有的人身价上亿,有的人却难以维持温饱,他们之间的差别有这么大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舍温·罗森致力于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他在 1981 年发表一篇题为《超级巨星经济》的论文中,讨论了天赋与市场的规模是如何影响单个运动员和明星的收入的。
罗森说,这种收入不平等来自一种竞赛效应:某个稍稍“优秀”一点的人能够轻易赢得整块蛋糕,使其他人什么也得不到。比如人们宁愿花 10.99 美元购买霍洛维茨的音乐,也不愿意花 9.99 美元购买某个挣扎中的钢琴家的音乐。
凯蒂·库里克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今日秀》的主持人,公司将为她的四年半的主持工作支付6000万美元的高薪。要得到这样的高薪,其实她并不需要比其他竞争对手优秀10倍或者20倍,她只要比对手好一点点,让数百万观众每天早上都看NBC的节目,而不是其他频道的节目就足够了。
这就像一场竞争,赢者获得一切,而且他并不需要胜出很多。
梅西是个优秀的球员,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事实上,他的天赋可能比其他优秀球员高出10%或20%,但转会费以及个人收入可能高出十几二十倍。罗森解释说:当市场变得十分巨大时,在职业赛场中,天赋上的微小差距会造成收入上的巨大差异。
技术变革为超级明星开辟了新途径。卓别林是电影这一新媒体的首位全球超级明星,他为谬区尔电影公司拍摄了12部喜剧,要价高达67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而汤姆·汉克斯在《达芬奇密码》中,片酬拿了2500万美元;布拉德·皮特在《史密斯夫妇》中,片酬拿了2000万美元,并不是汉克斯和皮特的演技比卓别林高出数倍,在卓别林时代,电影尚处于无声阶段,而今天的电影市场变得更巨大了。
新技术淘汰了旧技术,也扩大了市场的整体规模。贝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王,1960年,桑托斯队付给了他15万美元的年薪,2009年—2010赛季薪酬最高的球员C罗从他效力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拿到了1300万欧元的薪酬。贝利的收入远远排在这些人后面,这也并非他技不如人,而是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领略他的球技。要知道1958年巴西只有35万台电视机,而人口是7000万,世界第一颗电视卫星是1962年发射的,根本没赶上贝利在世界杯的首次表演。
技术革命仍在继续,罗森用一个疑问句结束了他的论文:“有线电视、录影带和家庭计算机将在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没错,现代科技(包括罗森当时所没有预见到的互联网)将让超级巨星经济现象变得更疯狂。
这就像一场竞争,赢者获得一切,而且他并不需要胜出很多。